5月24日至26日，2019浦江创新论坛在上海举行，本次论坛聚焦“科技创新新愿景新未来”，深入探讨未来科技领域的发展趋势。在论坛上，思客专访了中国科学院上海分院院长、中国科学院院士王建宇，就国家实验室建设、科研管理体制改革、科技人才建设等话题展开探讨，以下为专访内容：

王建宇接受思客专访。新华网陈振 摄

建设国家实验室解决未来科技上的重大战略问题

思客：在国际上，比如美国、英国等发达国家实验室建设，其实跟产业**、科技**的时代有一定相关性。对于中国来说，为什么现阶段我们要建设国家实验室？

王建宇：国家实验室，最早是从西方开始的，但不管从哪个国家开始，作为国家实验室，它有非常明确的国家利益在里面。

我们国家这个时候提出建设国家实验室，和现在的历史进程，我个人觉得是非常有关系的。因为中国现在自主创新发展到了一定的阶段，国力也增强了，特别是最近来看，我觉得更有迫切性了。因为中美贸易摩擦从根本上来看，是科技、基础科学这方面的竞争。如果我们没有最基础的核心技术，其它东西都会如同在沙滩上建起的大楼。

而且建国家实验室有一个非常明确的目标，它不是为了每年写多少论文或者申请多少专利，而是为了解决国家未来科技上的重大战略问题。从这一点看，国家实验室的建设就是为今后的长远发展而设立的，它将实实在在地打好一个国家科技和经济的基础。

思客：与您息息相关的一个实验室，就是即将建立的量子信息科学国家实验室。这个实验室能够带来什么样的影响？

王建宇：这个实验室目前主要由潘建伟院士在筹建，我也辅助做一些工作。量子技术或者量子科学，现在正面临第二次**，也是国际上科技领域最关注的一个热点，我们国家最近几年在这个领域发展得比较好。

量子信息里面主要包括量子通信、量子计算，还有量子测量等。在量子通信领域，我们目前在国际上是处于领先地位的。在量子计算上，我们和国际上第一方阵基本处于同一水平。

我们现在建设量子信息科学国家实验室，它的意义非常重大。在通信领域，我们目前主要是为了解决通信的保密问题，而量子计算是改变人类生活的科技发展。如果国家能够投入比较大的力量建专业性的实验室，对于我国在第二次量子**当中占据有利地位是非常重要的。

思客：落实到具体的科技研究当中，离不开大科学装置的建设，它对于前沿科技的突破有多大的重要性？

王建宇：大科学装置实际上说得比较直白一点，就是科学家要做新研究的一种新型工具。以前科学家可能一个人在实验室里面就能做好多事，但是科技发展到今天，就不太可能了，你必须要借助一些非常高级、非常前沿的装置。大科学装置的水平，其实代表了一个国家的科技发展水平。

中国在过去几年里，大科学装置发展还是比较快的。就拿我们所在的上海来说，从张江的光源开始，到现在在建的超强超短激光，到正要建设的硬X射线自由电子激光，这代表了我们国家大科学工程从跟踪、并行，到即将领跑的过程。

当然大科学装置需要有很大的国力来支撑。像我们一个光源大科学装置就是几十个亿，以后更先进的大科学装置可能要上百个亿，这对一个国家来说也是经济考验。

我觉得一个国家大科学装置是一定要建的，但怎么建，建什么需要好好考虑。现在有一种倾向，就是地方都非常愿意建大科学工程，我个人看法是必须量力而行。有些大科学工程已经建了一个，可另外的地方还想建，理由是中国这么大多建几个也不多，这样的观点我不是非常同意。因为大科学工程有各种各样的，在一个有限经济条件下，重复建设就有点可惜了。但是对我们科技发展确实有作用的大科学工程，我觉得国家还是应该大力支持。

王建宇：建国家实验室有一个非常明确的目标，是为了解决国家未来科技上的重大战略问题。新华网陈振 摄

科研管理需要从条块分割状态过渡到大兵团作战

思客：在科研管理这一领域，您一直强调“大兵团作战”，“大兵团作战”应该如何理解？能解决原有科研管理模式出现的哪些问题？

王建宇：我个人看法，从科学发展历程来看，中世纪科学家牛顿，他一个人在家里建个实验室，就可以做很多科学研究。到现在就完全不一样了。不要说是重大的设施，就是一般的科学研究，一个人也做不了，必须相互合作，借助团队的力量。

举个例子，我曾经参加的中国量子科学实验卫星项目，它吸纳了中国科学院、中国航天科技集团等很多强大的力量一起来攻关。这个项目我觉得还不算最大的，像我们国家载人航天、探月工程那就更大。我觉得现代科学不是一个人、两个人的事情，一定是团队的事情，既然是团队的事情，团队作战，相互配合就非常重要。

作为现代科学家，不但考验知识，更考验情商。不但要对科学前沿、科学知识掌握非常深，而且组织管理能力也要非常好，这样才能把一个大的科技项目做成，并且推到国际上，所以我们新一代的科技发展就要非常注重大兵团作战。

思客：这也是一种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方式。它是不是可以打破原有的高校之间科研条块分割的现状？

王建宇：传统的科研管理体制非常简单，国家有什么任务，各个单位就去申请，申请当中，当然也有竞争。申请完了以后，把任务一分解，各自去做。这种条块状态的存在，我觉得对现在的科学研究，特别工程研究来说还是有点跟不上的。由于各自的利益不同，大家的想法、做事情的方法也不太一样。

如果国家有一个比较好的平台，用通俗的话说，一个重大项目不是怎么去分钱，而是吸引人才一起来做，我想现在提出的国家实验室应该就是这样的平台。假如有个重大项目在这个平台上，会吸引全国，甚至全世界最合适的人到这个平台上做事，这样的效率和经费比例，或者说科研效率和科研成本，可能会变得更好。我想这也是我们要建国家实验室的初衷之一吧。

当然在国家实验室这个平台上，把项目做完了，你可以选择回原来的单位，也可以选择在国家实验室做新一轮任务。当然这样做在科研体制和机制上都要做一些创新和改革。

引进海外人才的同时也须重视本土人才

思客：您曾经提到您的“墨子号”项目，绝大多数项目成员都是本土人才，只有少量海归人才。您如何看待本土科研人才培养和海归人才培养之间的差别？

王建宇：我觉得中国现在人才是最宝贵的。改革开放这么多年来，中国有很多留学生在国外，我想这是中国发展非常珍贵的一个宝库，我们一定要把他们吸引回来。我们国家出台了很多吸引人才回来的政策，我非常支持，而且现在也有很好的效果。

但从另外一个方面看，国内也有一批很优秀的年轻人才。“墨子号”项目，因为它可能偏工程，所以在这里面有一大批都是本土毕业的博士。当时可能他们也有机会到国外去深造，但是为了国家任务，就留下来了，所以我觉得国家应该把这些人才非常好地利用起来。

思客：从您的个人经历来看，您如何定义自己的角色？您更倾向于把自己定位为一名科学家还是一个科研管理者？

王建宇：因为我一直从事一线工作，后来也做一些科技管理的事。但是我自己还是把自己定义为一个以工程研究为主的科学家。至于科研管理，这个是工作需要。而且我刚刚也说了科研管理要“大兵团作战”，作为这方面的科学家，你没有管理经历和管理能力，大概也是不行的。所以我非常愿意做一个具有管理色彩的工程性科学家。